豬糧安天下，年年說豬價。豬價為什么頻繁坐“過山車”？穩定生產出路何在？

　　1：豬價波動怎么看？——正常波動有利優勝劣汰，波動過大影響產業健康

　　有人說，近幾年豬價像坐“過山車”，政府越管波動得越厲害，現在不光是“市場失靈”，而且是“管理失靈”。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甚至是個別人的炒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是由價格調節進行資源配置，沒有哪一種商品的市場價格不隨著供需力量的變化而變化，不波動反而不正常。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伴隨著我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生豬生產和價格在1985、1988、1994、1997、2004、2007年經歷了6次明顯波動，主要標志是價格的年環比增長超過10%；其中，有3次大波動，價格的年環比增長超過50%。

　　改革開放以來，豬肉產量從1001萬噸增長到4889萬噸；全國生豬年出欄超過6.45億頭，飼養量幾乎占到全球的一半。與養豬作為家庭副業的時代相比較，今天豬肉供應問題更加敏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生豬生產和價格波動問題。因此，生豬價格波動不是新情況，只不過最近幾年產業發展的影響因素更復雜了，市場機制的作用更明顯了。客觀地說，生豬市場正常波動有利于產業優勝劣汰，但波動幅度過大則會嚴重影響到生豬產業健康發展。

　　2：過度波動原因何在？——產業化水平低、市場環境日益復雜

　　造成我國生豬生產和價格過度波動的主要因素有三個方面：

　　一是生豬生產規模化、產業化水平較低。多年來，我國養豬業一直沒走出大起大落惡性循環的怪圈，重要根源就在于生豬養殖過于分散，產業化水平太低。散養戶缺乏及時準確的市場信息和預測能力，具有很強的從眾心理，經濟行為帶有相當程度的同步性，直接加劇了生豬價格波動的幅度。目前我國約有6500萬養豬場戶，每戶增養1頭豬，全國就增加10%的豬肉產量。

　　同時，我國肉制品深加工的比重僅占肉類產量的15%左右，這些因素決定生豬供給的庫存調節回旋余地很小。長期以來，生豬生產、銷售、加工、流通等各環節利益主體關系松散、利益分配嚴重失調，在產業鏈條中，養殖是一個最弱勢、最不穩定的環節，周期長、風險大，供給過剩時除了虧本出售沒有退路。

　　二是疫病、市場環境和社會輿論等因素影響日益復雜。這些年，每當疫情暴發，生豬價格便快速下滑；而疫情過后，往往又供不應求。2009年4月下旬墨西哥暴發甲型H1N1流感疫情，起初被媒體稱為“豬流感”，消費者恐慌，4月30日一天，出欄活豬價格每公斤就下降了近1元。后來，農業部長走進養豬場，對媒體說，“豬肉可以放心吃”，肉價又躥上去不少。社會輿論對豬價波動的影響越來越大。另外，通貨膨脹、金融危機、原料市場波動等外部市場環境對生豬市場的影響也較為復雜。

三是受宏觀經濟發展速度的影響，豬肉的生產和消費此消彼長。歷史表明，每當GDP增長速度超過10%時，生豬生產和市場價格都要經歷一次大的高峰期，當GDP進入平緩增長狀態時，生豬生產和市場價格又要進入低谷期。

　　農業部畜牧業司巡視員陳偉生分析，目前千家萬戶養豬的分散決策局面在一定時期內還將持續，各環節利益聯結松散的產業模式短期內難以改觀，生豬價格劇烈波動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可能還會比以往幅度更大、更加頻繁。

　　3：養豬主力軍誰堪擔當？——分散養殖之路越走越窄

　　有人認為，散戶養豬有很多優點，可以利用農副產品下腳料，解決農村就業，機動靈活。誠然，在偏遠山區和欠發達地區，以自給自足為主要目的的生豬散養確實有存在的空間。“但13億人的吃肉問題，靠小戶和散戶作為養豬主力，將來是行不通的。”農業部副部長高鴻賓在各相關場合反復強調，從產業發展的長遠考慮，我國生豬產業必須走從規模化到標準化、再到產業化的發展路子。

　　首先，從保障供給的角度看，必須以規模化養豬為主體。散養戶和小規模戶養殖基礎設施薄弱、飼養技術落后、疫病防控體系不健全；同時，組織化程度比較低、獲取和利用信息能力較差，有利可圖一哄而上，無利可圖一哄而散，加大了供給保障的風險。

　　其次，從近些年飼料和畜產品質量安全的執法情況看，添加“瘦肉精”等違法行為主要發生在個別小戶和散戶中。與規模養豬場相比，這些不法的養殖戶違法成本低，產品無法追溯，監管難度大。

　　第三，從推進產業化的角度看，屠宰加工企業一般要求養殖環節進行標準化生產，并具備相應的規模，形成穩定的原料基地。小戶和散戶難以滿足屠宰加工企業的要求。比如，多數屠宰線都無法接受散戶飼養的活重超過150公斤的生豬，散養生豬的瘦肉率也比企業要求的低。

　　此外，近些年，動物疫情形勢越來越復雜。據統計，目前各類動物疫病有220多種，而大飼養量、大市場、大流通，對疫病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最近幾年調查情況表明，在區域性重大動物疫病發生的時候，最先倒下的是大批的散戶和小規模戶。

　　4：調控手段怎么用？——《預案》打破“兩贏一虧”傳統定勢

　　豬肉在城鄉居民“菜籃子”中的重要地位，決定了13億人的吃肉問題，不能完全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也不能依靠國際市場。如果任由市場自發調節，供給與需求輪番波動，供給曲線與需求曲線呈蛛網狀交織，容易出現經濟學中所說的“蛛網現象”。經濟學家論證，生豬市場供給彈性大于需求彈性，所以單純依靠市場自我調節，不但不會抑制波動，反而會加劇波動。

2007年生豬供應緊張，生豬價格大幅上漲。中央果斷出臺了一系列扶持生豬生產的政策，對加快生豬生產的恢復、控制2008年物價的快速上漲，起到了關鍵作用。2009年《防止生豬價格過度下跌調控預案》就收到顯著成效。受2008年生豬生產快速恢復、產能相對過剩和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影響，2009年生豬市場價格持續下跌，加上突如其來的甲流疫情沖擊，4月底至6月中旬，豬糧比價連續7周低于6∶1的盈虧平衡點。政府及時啟動了《預案》三級響應機制，兩周時間就逆轉了生豬價格持續下滑的勢頭。2009年全年出欄一頭商品肥豬平均凈利潤150元左右，仍處于正常盈利區間。2007年、2008年、2009年實現三年養豬均有盈利，打破了“兩贏一虧”的傳統定勢。

　　當然，對生豬生產進行宏觀調控，不是消除波動，而是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盡量避免由于過度波動造成資源浪費和產業損害。陳偉生對記者說，由市場主導來促進產業發展，由政府調控來保護產業發展，是目前保持生豬生產穩定發展的最現實的選擇，但許多措施需要在實踐中逐步完善。

　　5：發展方式向哪轉？——規模化標準化飼養時機成熟

　　當前，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受比較效益影響，散養生豬的農戶明顯減少，規模養殖發展勢頭看好，加快推進生豬生產規模化、標準化，條件逐漸成熟。特別是2006—2008年生豬價格發生大幅波動后，全國生豬規模化養殖快速發展，2009年年出欄50頭以上的場戶生豬出欄比重達61.1%，比2006年提高17.1個百分點。在市場拉動下，各地推進生豬規模養殖發展勁頭較足，行業內知名的產業化龍頭企業紛紛延伸產業鏈條，建設高標準化生產示范基地，成為帶動生豬規模養殖發展的重要力量。

　　高鴻賓表示，今后一個時期，要加快推進生豬產業發展方式轉變：

　　首先要在積極發展規模化的同時，更加注重標準化，通過推行規范化生產，為加快推進產業化奠定基礎。美國從1968年—2002年，豬場數量從96.8萬個下降到7.5萬個，生豬存欄量卻一直維持在6000萬頭左右；豬場的平均存欄規模從1954年的26頭增長到2002年的782頭。

　　其次是大力推進產業化，建立緊密的利益聯結關系。養豬場戶的市場問題解決了，產品有了穩定的銷路，出現大波動的風險就會降低。歐洲在經歷幾百年的發展后形成了“養殖戶+專業合作社+專業合作社企業”的模式，日本則采取了養殖戶+農協+公司的模式。這些產業模式都保護了養殖戶利益，分擔了產業風險。

　　第三是通過防疫制度化來提升防控水平，努力確保不發生區域性生豬重大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