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年的發展，草魚“土法疫苗”已逐漸被廣大養殖戶接受，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運作模式。

　　□文/《水產前沿》撰稿人 王剛

　　盡管中國被稱為是全球水產養殖第一大國，但有資料表明，作為水產養殖病害最佳防控措施之一的水產疫苗，自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水產疫苗的研究以來，到目前為止，中國獲得國家新獸藥證書的3種水產疫苗草魚出血病細胞滅活疫苗、魚用嗜水氣單胞菌滅活疫苗和牙鲆溶藻弧菌、鰻弧菌、遲緩愛德華菌病多聯抗獨特型抗體疫苗，至今還未有一種水產疫苗生產批文核發生效。

　　而相比之下，國外如挪威、智利、日本等國的水產疫苗發展則已經相對成熟，在生產上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疫苗運作模式，中國的水產疫苗發展無疑落在了下風。在當前中國水產養殖病害問題日益突出，使用抗生素等的藥物治療措施飽受爭議的情況下，水產疫苗的生產應用為何遲遲沒有大的突破，本刊試圖探尋這一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

　　研制耗時漫長

　　一種水產疫苗從研發到正式用于生產，里面要涉及到近百余項研發和生產環節，業內的一個普遍觀點是，水產疫苗從研發到能用于生產，按照正常的流程走下來，沒有10年時間的話很難能夠完成。

　　根據《水產前沿》了解，一種水產疫苗從研發到正式用于生產，要經歷病害情況調研、病原學研究、病原分離、病原確定、攻毒模型確立、疫苗設計和構建、疫苗試驗室產品制備、實驗室免疫效力評價、疫苗產品GMP中間試制、產品臨床試驗與藥證申報、疫苗銷售的市場準備、產品介紹和進入市場等諸多步驟。

　　這一連串的步驟從表面上看似乎并沒有特殊的地方，但實際上是一項非常復雜的過程。華東理工大學生物工程學院院長張元興教授告訴本刊，這里面要涉及到近百余項研發和生產環節，特別是生產環節的臨床試驗、規模生產和注冊申報等過程，更是十分嚴格，“相比畜禽疫苗而言，病原體在水中的傳播更為迅速，而且由于水產動物的養殖方式是群體養殖，一旦接種出現問題，便很難做到隔離。所以我們國家對水產疫苗研發要求的嚴格程度，不比人用疫苗的要求低。”

　　這也導致了業界對于水產疫苗的研發生產周期，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概念。華中農業大學陳昌福教授告訴本刊，日本研制鰻弧菌疫苗，從課題立項到商品化疫苗應市，前后是11年時間，而遲緩愛德華菌疫苗前后研究了近30年，至今仍無商品化疫苗應市。盡管如此，業內的一個普遍觀點是，水產疫苗從研發到能用于生產，按照正常的流程走下來，沒有10年時間的話很難能夠完成。

　　對于水產疫苗研發者來說，如此大的時間跨度，就意味著研發者必須有耐心能長期堅持下來。而即便有足夠的耐心堅持下來，從哪里獲得持續的研發資金的投入也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按照慣例，疫苗研發所針對的目標病害必須足以對生產造成嚴重損失，或者該病足以威脅到人類健康，才會得到國家相關部門的重視或者一些企業認為有進行商業開發的必要，從而專門投入資金進行疫苗的研發。

　　但水產病害顯然并不被列入此類，相比大農業包括畜牧業來講，水產的受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歷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人曾如此戲言道，“你可以讓老百姓一個星期乃至一個月不吃魚，但你能想象他們一個月沒有糧食沒有肉吃的情形嗎？”

　　由于缺乏經費的持續支持，許多疫苗研究就只能中途停下來，無法深入進行下去。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李安興教授就告訴本刊，自己從事的羅非魚鏈球菌病的疫苗研究資金大部分都是自己墊付，“當初從事羅非魚鏈球菌疫苗的開發也是因為覺得這種病有可能會對羅非魚產業帶來巨大的損失，現在做好儲備，一旦哪一天生產上需要就可以馬上拿出來用。”

　　缺少中試車間

　　一個頗為無奈的現實是，在2007年以前，我國還沒有一家專門生產水產疫苗的廠家，大部分水產疫苗研發都只進行到了實驗室階段便宣告結束，從而制約了水產疫苗的中試轉化。

　　資金對于疫苗研發者來講，還只是其中的困難之一。按照疫苗的研發流程，在突破實驗室研發階段后，還要找到一個通過GMP認證，有資質進行疫苗生產的生物制品廠家制備出產品后才能進入到產品的臨床實驗階段，即業界通常所說的“田間試驗”的中試階段。

　　但一個頗為無奈的現實是，在2007年以前，我國還沒有一家專門生產水產疫苗的廠家。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珠江水產研究所水產疫苗工程技術中心鞏華告訴《水產前沿》，現有的有資質進行疫苗生產的生物制品廠家主要生產畜禽和人用疫苗，而水產疫苗與畜禽和人用疫苗的生產工藝存在許多不同，這就導致大部分水產疫苗研發都只進行到了實驗室階段便宣告結束，從而制約了水產疫苗的中試轉化。

　　一組數據便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在研的水產疫苗種類達55種，其中僅有8種疫苗進入田間試驗階段，其余23種處于實驗室研究階段，24種疫苗處于基礎研究階段。

　　這一無奈直到2007年才得到改觀。在2007年12月29日，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珠江水產研究所才通過了農業部獸藥GMP專家組認證，成為我國第一個水產疫苗生產與中試基地。珠江所為此注冊了“廣州普麟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作為疫苗基地運作單位，該公司也是目前我國符合國家相關政策法規合法生產的第一家水產疫苗生產企業。

　　商業化生產困難重重

　　有沒有進行生產轉化的廠家、疫苗的效果是否穩定顯著、操作是否方便，種種因素使得我國至今還未有一種水產疫苗生產批文核發生效。

　　而即便能夠通過中試階段、獲取新獸藥證書，對于水產疫苗的研發者來說，困難也才剛剛開始。

　　根據《水產前沿》的了解，在疫苗研發者獲得疫苗的國家新獸藥證書后，再同有資質進行疫苗生產的生物制品廠家合作，申請疫苗的生產批文進行商業化生產并不是一件難事。但有資料表明，自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水產疫苗的研究以來，到目前為止，我國獲得國家新獸藥證書的3種水產疫苗草魚出血病細胞滅活疫苗、魚用嗜水氣單胞菌滅活疫苗和牙鲆溶藻弧菌、鰻弧菌、遲緩愛德華菌病多聯抗獨特型抗體疫苗，至今還未有一種水產疫苗生產批文核發生效。

　　疫苗研發出來卻遲遲不能用于商業化生產，這不禁讓人感到疑惑。南京農業大學陸承平教授認為其原因在于能夠生產水產疫苗的廠家太少使得成果難以得到轉化。陸承平教授從1989年開始做嗜水氣單胞菌疫苗，2001年拿到國家新獸藥證書。他告訴《水產前沿》，當時在拿到新獸藥證書后，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水產疫苗生產廠家進行成果轉化，在珠江水產研究所GMP疫苗生產車間通過驗收后，他已經將該成果轉讓給珠江水產研究所。

　　此外，疫苗的效果是否穩定顯著被認為是難以在生產上推廣的一個重要原因。廣西水產研究所陳明告訴本刊，雖然疫苗在實驗室能夠取得很好的免疫效果，但是一旦用于實際生產，由于養殖條件、管理水平及養殖人員素質等因素造成疫苗的不規范應用，使得其效果往往不能完全發揮出來。

　　除了效果，我國水產養殖標準化水平有待提高，操作麻煩也是阻礙其在生產上推廣的一個重要因素。據了解，在水產疫苗的三種接種方式: 注射、浸泡和口服三種中，注射的技術最為成熟，但是操作起來也最為麻煩，需要先將魚打起，然后再一條一條的給魚打針，因而通常將其判為在魚類免疫接種中實用性不強的方法。特別是在北方這種生產技術并沒有被很好掌握，而華南地區經過多年推廣示范，目前大多數養殖區都能夠進行人工注射免疫。

　　張元興教授在研制針對鲆鰈魚類的弧菌病疫苗就遇到了這一問題，由于鲆鰈魚類在幼魚期體型猶如一張薄紙，根本無法進行注射給藥，后來只好研究浸泡免疫的減毒活疫苗。在采用轉基因技術后，浸泡接種的鰻弧菌減毒活疫苗已經獲準并進行了轉基因生物安全生產性試驗，實驗室免疫保護率穩定在90%左右。

　　但也有專家認為注射接種已經不是水產疫苗難以推廣的原因。陳昌福教授就告訴《水產前沿》，現在連續注射器的應用和與計算機聯合起來的自動注射等方式，已經基本上解決了疫苗注射困難的問題。在國外的應用實踐證明采用計算機聯合起來的自動注射，對魚類實施免疫接種是很方便的。在日本，對已經證明只有采用注射接種才能獲得較好免疫效果的水產疫苗，如虹彩病毒疫苗、鏈球菌癥疫苗和類結癤癥疫苗等，都采用了注射法接種。在我國華南地區，廣東佛山市三水區是草魚的一個養殖集中區，當地的一位有名的“土法疫苗”胡師傅介紹，在三水養殖草魚的養殖戶已經基本上接受了“土法疫苗”。在打針的高峰期，胡師傅手下有七、八人的打針隊伍，各有分工，拉網、打針整套程序做下來已經相當專業。

　　推廣不能單靠企業

　　疫苗的推廣如果單靠企業難度將會非常大，要養殖者意識的提高和政府的共同推動才行，挪威的三文魚疫苗能夠發揮作用，與它的養殖管理是密不可分的。

　　盡管中國被稱為是全球水產養殖第一大國，但以上種種因素導致了我國至今仍無一種水產疫苗生產批文獲得核發。而與此相對的是，國外水產疫苗則早已在生產上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挪威的鮭魚（三文魚）產業就一直被視為水產養殖業疫苗防病的一個經典案例，其疾病防控基本上全部依賴疫苗。

　　輝瑞動物保健亞太區商務發展高級總監譚子龍博士曾對挪威三文魚產業進行過詳細地考察，據他介紹，在疫苗沒有出現之前，三文魚的疾病控制還是依靠大量的抗生素，在1984年，平均每產出1噸的三文魚要用到1公斤的抗生素，雖然抗生素的用量越來越大，但由于三文魚的抗藥性增加，病害沒有能遏制住，三文魚產量因此一直徘徊不前。直到1989年左右，第一個疫苗弧菌病疫苗開始用在三文魚上，而后又陸續有其它幾種疫苗被開發出來，1994年左右，聯合疫苗被開發用在三文魚上。這些疫苗的出現非常有效地抑制了病害的發生，使得抗生素的用量急劇減少，而三文魚產量同時卻大幅提高。

　　譚子龍表示，三文魚養殖已經形成完整的技術規范體系，形成了規模化、集約化養殖的格局，而且開發使用了魚類自動注射器等配套機械，這些都和中國水產養殖的特點不同。但是，“中國是一個水產養殖大國，水產疫苗的空間應該也是很大的。”鞏華就告訴本刊，盡管還沒有正式規模化生產，但按照推算，單就草魚出血病疫苗而言，以珠江水產研究所水產疫苗工程技術中心GMP生產車間生產能力，即便滿負荷生產也只能滿足全國10-20%的市場需求。

　　事實上，譚子龍也曾想過開拓中國的疫苗市場，但他對于能否打開中國的市場并沒有十分的把握，“挪威的三文魚疫苗能夠發揮作用，與它的養殖管理是密不可分的。挪威的三文魚養殖集約化程度非常高，養殖區域和養殖密度都有嚴格的規定，而且必須要有養殖執照。相比之下中國的水產養殖還是比較分散和小規模的。我曾經看過廣東一個地方的網箱養殖，網箱底部堆積了一米多深的淤泥由沒有吃掉的餌料雜魚還有糞便所造成，在這樣的情況下水體的溶氧和氨氮指標可想而知，如果不從養殖模式、養殖密度、飼養方法上加以改進的話，即便是再好的疫苗，也是沒有辦法控制住疾病的。但是養殖戶就會覺得，為什么用了疫苗以后還是會發生疾病呢？”

　　譚子龍認為，疫苗的推廣如果單靠企業難度將會非常大，要養殖者意識的提高和政府的共同推動才行。廣東永順生物制藥有限公司總經理林旭埜就告訴本刊，在中國畜禽領域，對于一些危害嚴重的病害疫苗如禽流感等，都是由政府出資采購免費強制給養殖戶使用，據他估計，現在畜禽疫苗的政府采購比例占到了疫苗產量的一半左右。

　　不過盡管市場推廣困難重重，對于水產疫苗在中國的發展，業界普遍還是比較樂觀。陳昌福教授就告訴本刊，“水產疫苗在中國的發展潛力是很大的，而且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就是一定有所發展的！因為依靠抗生素等藥物控制水產動物疾病的措施，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遇到比現在更多的、更難以克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