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論戰風生水起公眾利益“被代表”?

    細心梳理轉基因商業化背后的論戰可以發現,無論是反對者還是支持者,都是打著“維護公眾利益”的口號

    “你有沒有注意到,最近媒體的報道中,正面的聲音居多了。”談及媒體關于轉基因的報道,作為支持者代表的黃大昉喜形于色。

    就在植酸酶玉米商業化獲得審批之前,有關轉基因作物的論戰一直風生水起。

    細心梳理轉基因商業化背后的論戰可以發現,無論是反對者還是支持者,都是打著“維護公眾利益”的口號。

    論戰的焦點首先就集中在發展轉基因技術的必要性上,反對者提出,我國完全具備糧食自給的能力,沒必要讓公眾承擔由轉基因技術所帶來的風險。

    而作為轉基因作物推動者之一的黃大昉則認為,“雖然國家糧食的總量是豐年有余,但也面臨著危機,我們的耕地不斷減少,再加上氣候的變化,這些都給公眾的糧食帶來危險。”

    隨后,轉基因技術一直主導著雙方的論戰。

    “轉基因生物可能會打亂自然界生物的多樣性。”國家環保部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的一位官員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在生態系統中,轉基因生物是一個具有競爭優勢的外來物種,它可能破壞整個生態的平衡。

    除了對環境造成威脅外,反對者還提出轉基因技術對人體健康的威脅。為了證明這些結論,反對者拿出了現實“證據”:“美國星聯玉米事件”、“墨西哥轉基因玉米污染事件”、“轉基因玉米危害蝴蝶事件”……

    但支持者隨即以研究的方法有漏洞為由,否定了上述事件的研究結論,并聲稱,無論是從研究試驗,還是從美國轉基因作物的發展歷程來看,都沒有發現安全性威脅。

    “轉基因生物對環境及人體健康的影響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是40年才能觀察出結果,危險也許是潛在的。”中科院生物科學與技術局原局長錢迎倩曾對此分析。

    2005年4月,“湖北省出現轉基因稻米事件”再次燃起雙方戰火。媒體在報道中說,估計最少有950—1200噸轉基因大米非法流入市場。但當時在湖北從事轉基因水稻研究的專家卻否認出賣試驗用轉基因水稻種子。

    爭論中,支持者漸漸完成了轉基因糧食的科研階段,轉基因糧食的商業化和產業化已提上日程。

    此后,爭論自然轉移到了“能不能產業化”上,除了堅持轉基因食品存在潛在威脅的觀點外,這一次,反對者對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鏈條進行了“拆解”。

    反對者提出,種植轉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并不是農民,而是科學家和掌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外國生物公司。“科研部門、政府部門和企業,三大集團之間復雜的利益關系,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可以說是非常牢固了。”中國農科院一位主任在接受媒體的采訪時說。

    支持派很快反擊了質疑,早在1997年,中國農科院研究員郭三堆就推出了轉基因抗蟲棉技術,雖然到2004年時,美國孟山都公司市場仍然占有90%的市場,但是這一局面已被扭轉。這意味著中國也具備研究自主轉基因技術的能力。

    誰在代表公眾利益?科學一時無法回答。

    “勝敗者”的共識:要控制好潛在的風險

    如果一旦發生潛在的危險,公眾的利益如何保護?“科學而健全的轉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包括轉基因食品安全立法)及其有效實施將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這些現實的或者潛在的負面影響。”于文軒博士強調

    “轉基因作物商業化也是可以的,不過要控制好潛在的危險。”薛達元話語沉穩。

    在轉基因商業化的問題上,薛達元一直被媒體譽為是反對派的代表。盡管轉基因植酸酶玉米通過了商業化生產的審批,但薛達元并沒有就此“服輸”,在南方日報記者的采訪過程中,“風險評估”、“風險管理”是他說得最多的詞匯。

    “一定要保證老百姓的知情權!”薛達元認為,隨著轉基因糧食與市民的距離越來越近,老百姓最起碼要知道什么是轉基因,包括潛在風險。

    與薛達元一樣,雖然沒有阻擋住轉基因食品商業化的趨勢,但反對者關注的問題已經變為“商業化后的安全管理”。

    “必須做環境監測,并且是長期監測。還要對植酸酶玉米進行物理隔絕,把轉基因玉米和非轉基因玉米隔離開,種植地與非種植地隔離開。”國家環保部生物安全管理一位官員提醒說。

    談起與反對者的爭論,“獲勝”的黃大昉笑稱,“轉基因問題不僅是技術問題,還是貿易問題、政治問題。”

    “從技術來講,主要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因為轉基因技術歷史不長,所以大家的擔心會比較多。”黃大昉認為,“但并不能因為擔心就不發展,在嚴格管理的情況下,既要發展,也要堅持研究。”

    他舉例說,當年俄羅斯建立核電站的時候也曾發生過核泄漏的事故,公眾也曾一度抵制核技術。但是,并不能因為核電站管理不善所造成的事故而放棄核技術,“對科學要本著理性的態度。”

    黃大昉還向南方日報記者透露了轉基因植酸酶玉米和轉基因抗蟲水稻通過安全評估的部分細節,“在安全方面,需要參照國際標準程序,在試驗中觀察是否會對人體造成過敏、急性或者慢性等疾病。在環境影響方面,會不會導致害蟲產生抗體,變得更加厲害……”

    “但話說回來,試驗沒有問題就可以掉以輕心?也不是!”與“敗者”一樣,黃大昉高度關注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生產的后期管理,“要加強管理和監測,把預防工作放在前頭。”

    如果一旦發生潛在的危險,公眾的利益如何保護?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研究開發部部長于文軒博士認為,在轉基因生物及其制品對人體的影響尚無明確定論的情況下,法律不應當僅考慮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應當關注其對人體健康、生態環境甚至經濟系統本身所產生的不利影響。

    “科學而健全的轉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包括轉基因食品安全立法)及其有效實施將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這些現實的或者潛在的負面影響。”于文軒強調。

摘自：南方日報